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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2020-01-14 21:11

他还特别提到,要让长江经济带真正舞动起来,必须要深化成渝合作,形成共振作用,从而加快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的开放步伐。将成渝城市群作为“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以及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支撑,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群进行定位,将国家层面规划和两地发展规划有机叠合形成合力,即顶层设计与地方互动的有机结合,注重推进市场的开放性、一体化,推动要素、商品的合理流动;注重推动交通、水利、通信网络等重大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互用;注重实施体现人本主义的城市化策略,包括部分公共服务区域共享,“就业、户籍、土地”区域联动等;注重区域、流域的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以确保城市群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注重推动和国际、国内合作共享机制的形成,尝试互为利用双方的口岸经济,重大的交通枢纽,重大会议活动等,形成开放空间和国际化,加快成渝城市群的构建。

那么,对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从“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迈进,从“规模化扩张”向“集约化提升”转型,从“区域中心城市”向“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跃升几道重要关口的成都而言,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怎样的意义?又该如何结合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破题呢?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小光。

易小光,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政协委员、市政协经济委副主任,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决策咨询专家、重庆市国家级科技思想库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规划委员会专家等职务。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理论及政策、制度经济学研究。

成都要发挥其区域性中心作用,增强城市功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又增强成都城市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还有就是目前,一些产业表面上看是供大于求,而实质是有效供给不足,必须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那么,应该怎样增大有效供给率,化解目前产能过剩这一难题呢?对此,易小光进行了进一步阐述:首先“关停”部分企业。对传统落后的企业,尤其是僵尸企业等这类不符合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要求的“粗放型”企业,通过政策引导、因势利导等将该关停的企业直接“关停”,政府应该积极创造环境,做好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工作。同时,要注意防止国有资产、人才流失和解决好环保问题,且在解决好企业问题的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今年经济领域的大热词。在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2016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之一。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要“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

他说,经过多年规模性的增长,以及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目前国内一些产业确实已经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所以,将“去产能”放在突出位置,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到一个地区而言,需要具体分析,还要产业、产品细分,市场细分。比如钢铁、水泥、服装、汽车等行业都存在类似情况,这和技术含量、产品结构、市场细分等有很大关系。

易小光说,成都要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首先是政府体制机制要大力改革创新,通过降低企业制度交易成本,为市场运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让市场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配置好各类要素资源。

其次是重组企业。尽量使大多数企业都能通过重组、重新战略地位得以激发新动力和树立新的竞争力,这样可避免资源进一步浪费和减少人才流失,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但这要通过深入研究市场,同时,政府在财政、金融、税收、直接融资等进行政策性引导,积极推动引导一些企业重组。

“一边是令人堪忧的库存积压,另一边则是境外消费热潮,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正是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所在,即创造有效供给,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效率”。易小光说,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供给侧”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历史比和它相对的“需求侧”更长,但之所以它突然变成了一个“热词”,关键在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激发经济发展新动力。

最后,就是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创新步伐。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各方面都寻求创新,而且创新速率、转化率特别快。这就要加大产业产品研发力度,鼓励创新和使用先进技术,进一步研究市场,细化市场需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时刻保持核心竞争力,争取更大市场。说到底,还是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其中,企业应该发挥主体作用,政府应该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引导,比如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规范市场秩序等。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尤其需加大对传统技术及运营管理模式变革,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高度融合,进而提升产品的技术,增加科技含量,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事实上,2015年,尽管有的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但像新能源汽车、生态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迎来的增幅却是超过了传统产业几倍甚至有的是数十倍的增长”。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该如何着力?答案已然清晰,那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在“软件”提升上,成都是全国同类大城市中保留行政审批数量最少的城市之一,是中西部唯一连续两届获“中国法治政府奖”的城市,西部唯一跻身“中国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榜单的城市,2014年被亚洲开发银行、《环球时报》杂志社分别评选为“中国内地最宜居城市”、“中国最佳营商环境城市”。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是目前中国国内开放层次较高、优惠政策较多、功能较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成都是中国首个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城市,在中国大城市中率先设立政府专利奖,被欧洲通讯社评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最好的城市”。

“所谓新阶段,就是说新常态下,我们的发展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期,正在由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转型,增长发展模式由规模型向结构效益型转型”,易小光强调,尽管全国各省市发展阶段、水平、特征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发展理念、方式都需要进行调整,需要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将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四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所以,推进供给侧改革目的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是新时期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理念的重大转变,对于成都这种基础较好的地区,也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质量效益的必然选择”。

刚刚过去的2015年,两幅景象引发关注。一方面,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铁企业感叹生意“太难做”。而与此相对的是,媒体屡屡报出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时,全程“买买买”:从日本的马桶盖、韩国的化妆品,到欧美国家的箱包……

易小光说,比如在“硬件”提升上,成都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条件。作为西部航空枢纽,双流国际机场旅客和货邮吞吐量居中西部城市之首,为我国第四大机场,目前已开通国际(地区)航线87条;是西南地区铁路枢纽,拥有西部地区最完善的铁路货运设施体系和亚洲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拥有西部最成熟的“海铁联运”物流通道,“蓉欧快铁”是中国西部通往欧洲速度最快的陆上铁路货运大通道,同时还开通了经阿拉山口至土库曼斯坦的中亚国际铁路货运列车,聚集ups等外资物流企业45家。“这为人流、物流更快聚集到成都提供了重要支撑”。